丽江信息港

当前位置: 首页 >旅游

专家分析GDP增速下滑原因政府几轮刺激所

来源: 作者: 2019-05-14 23:57:44

专家分析GDP增速下滑原因:政府几轮刺激所致

先简单回顾一下金融危机之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。这要回到基本的增长理论框架。其实经济增长理论在初的设计上是非常简单和直观的,经济增长过程取决于三个东西,就是要素禀赋的增加,这些要素主要是包括土地、劳动、资本。第二是给定这些要素禀赋,有多少要素可以参加到生产活动中,就是要素参与率。再进一步,给定的要素禀赋和要素参与率,这些要素的生产率怎么样。在这个过程中,需特别关注的是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发动机在那儿。

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,到二十一世纪的WTO[微博]开放,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以美国为代表的需求持续扩张。这三个因素放到一块,对中国工业部门,尤其是制造业部门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推动。国企改革的好处其实是一个市场化机制的建设,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发挥了更大作用,生产率在提高。WTO节省了对外贸易的成本,中国面临更大的市场,在出口过程中企业规模在增长,生产效益在提高。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增长,房地产,政府投资,很多服务业也跟着都得到了快速发展,土地价格上升,农民工的收入也跟着增长。这是金融危机之前,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。

GDP增速下滑的原因分析

金融危机之后,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,宏观经济很多指标都是趋势性的转折。GDP的增速,危机之前是一路上去,2007、2008年之后,增长率持续下降。支出上看,净出口占比下降,资本形成占比再上新台阶,也就是平常大家所说的投资过多、消费不足。从生产上来看,工业部门的占比在下降,服务业部门的占比提高。现在讨论比较多的还有债务问题,中国债务和GDP的比率在危机之后快速上升,2001年到2007年中国各部门的债务,包括政府、居民、企业,所有加在一块占GDP的比率,是从162%上升到172%,累计增幅为6.2%。但是从2007年到2012年该比值从172%上升到215%,累计增幅为25%。同时,还可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刺激政策频繁,以前总是觉得经济太热,但是从2008年之后,上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已经有三次了,不刺激经济就往下沉,需要不断刺激。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?为什么GDP增速会下降?2001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增速是10.8%,2008年到2012年是9.0%,GDP平均增速下降1.81%。光进出口增速对GDP的拉动,它的贡献就下降了1.74个点,这一项就占到90%。猛一看好像是出口的问题,是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下降的问题,其实不是。

2008年之后,出口增速平均下降14.3%,而进口增速下降9.6%,答案很明显,进出口增速下降主要是因为出口下降太快,远远大于进口增速的下降。为什么出口会下降?出口增速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,只有不到一半是来自于外需下降,有超过一半是因为市场份额增速下降造成的。通过分解可知,中国出口增速下降当然跟金融危机有关系,外汇收入下降,进口也少了,但是这只占4.6%,而市场份额的增速下降更为主要,这个判断意味着即便没有金融危机,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增速同样要下降,中国经济也会持续大幅度的滑坡。

市场份额增速下降又是为什么?有两个因素重要。,WTO很重要。WTO的主要作用降低了贸易成本,而贸易成本降低之后确确实实增加了中国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。但加入WTO的红利是在慢慢下降的,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,就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。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别的,包括汇率,但汇率对出口市场的影响总体来说不大。过去七八年,劳动力工资,特别是制造业里的农民工工资,平均名义工资增长速度是10%-15%,累计几年下来工资是翻倍了。从2005年汇改到今天,人民币大概也就是升值30%,两者不是一个量级的,不是说汇率不重要,而是相对于劳动力成本变化幅度来说,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小。

中国劳动力成本为什么提高那么快呢?可从供需两个方面分析。企业为什么会增加雇佣工人,是因为企业可以赚钱。制造业的生产率在经历了国企改革,经历了制度性变革,特别是民营企业加入之后,生产率有很大提高,这意味着利润的增加以及对工人需求的提高。这个过程中,工人工资自然会提高,而且会带动全社会的工资增长。从供给来说,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变化,因为有计划生育政策,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之前都是在上升,但是2010年之后开始下降,而且是一个趋势性的下降。2013年总的工作年龄人口次出现了负增长,也就是劳动力的供给是在恶化。这两个力量在一块同时发生,使得工人工资上涨。

伴随经济增速的下滑,中央政府搞了几轮刺激,刺激政策抬高投资和年增速,但是随着刺激政策退出,投资减速拖累了以后的增速。

也就是说,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,有几个原因。从趋势性上看,是WTO红利和人口红利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所致。从周期性上看,是金融危机导致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,而从政策性上看,是政府的几轮刺激所致。

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困扰

我们还是要回到基本的经济增长理论,从要素生产率上看。大家知道,收入增长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。贝尔在1973年发表了享誉世界的着作《后工业社会的到来》,书中指出美国社会将经历前工业社会、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发展阶段。丹尼尔。贝尔认为,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换,还伴随着职业结构分布、统治力量、社会决策机制等一系列的转换。也就是说,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以后,社会都面临着工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占比趋稳或下降、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上升的经济转型阶段。

上世纪70年代,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日本开始进入工业社会,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开始趋势性下降。中国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(PPP计算的人均GDP5000~6000国际元)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开始趋势性下降;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停止了上升趋势,此后这一占比保持稳定。

我们再看中国内地,如果人均GDP按照PPP计算,5000到6000国际元时发生转型,这个标准来看应该是2005年到2006年期间发生转型,但是中国内地实际发生是2008年以后。2008年之后,中国制造业包括工业在GDP中的占比下降,制造业增长速度放慢,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开始上升,这是趋势性的变化。按照这个标准,中国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。

从需求方看,随着中国民众收入的增加,对工业品需求下降,对服务业、高附加值工业品、民生基础设施需求提高。民众需要更好的环境、空气、更好的小区、更好的医疗服务等等。但供给为何一直没跟上呢?

个原因是对服务业的过度管制,这不需要我多说,在教育、医疗、环境、卫生等各个方面,到目前为止还有比较普遍的管制。管制,所谓的“市场准入”不仅减少了供给数量,关键的问题是影响公平竞争,民企与国企不平等。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,服务业管制不光是遏制了服务业自身的发展,同时也给本来已经受到打击的制造业部门雪上加霜,它遏制了制造业部门的发展。典型的例子比如说物流或者电力供应等服务业,如果它不是竞争的局面,价格很高,自然就会传递到制造业的成本。

第二个原因是公共服务供给没能跟上。这主要面临两个难题。一是激励机制扭曲。就目前来看,政府主要还是看重GDP、税收和升迁,很多官员的福利也是在这些项目上,所以他们会比较在意这些东西。公共服务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负担,花钱的事,也带不来什么收益,所以提供的意愿并不强。但是这又是它的职责,在履行职责方面又没有非常强有力的外部监督。这是激励机制上存在的问题。二是信息扭曲。即使政府有意愿改善公共服务,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基于何种信息有针对性地提供有效服务。公共服务源自本地居民复杂多样的需求,具有很强的本地化、非标准化特征,需因地制宜提供。只有广泛、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,并经专家科学论证,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的信息基础。但在现实决策中,没有机制确保公共服务决策的信息基础,基层群众的需求信息难以充分、有效地传递到政府。

激励机制扭曲和信息扭曲,根源上都来自于公共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处于严重的不平等位置。供给方可以置需求方利益不顾,需求方对供给方缺少有效监督和强制执行力量。

第三个原因是金融体系不匹配。为什么服务业难发展,除了政府的管制、公共服务跟不上,还跟金融体系有很大关系。不管做什么、发展什么,总是需要投资的。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,其设计本身就是服务于工业部门的金融体系,特别是出口。以几大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,大的骨架是如此,这个骨架对于支持工业出口部门和制造业,生来就有很多抵押品,有土地、厂房、出口订单。但是到了服务业,服务业很多都是小微企业,而且是人力资本密集型,没有什么硬的东西拿给你抵押,且往往投资的失败率很高。这些特征就需要比较复杂的金融服务体系,光靠原来银行这样的金融体系不行了。危机之后这么多年金融体系确实有变化,但是距离实际的需求还有很大距离。

摆脱刺激政策的恶性循环

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搞经济刺激政策了。原因就是经济增长带来需求结构变化,回合结束,中国步入了后工业时代,但是供给方未能及时跟上。供求不匹配凸显,经济增长动力减弱。而政府不满足于经济下滑,于是第二回合开始,刺激政策出台。刺激政策的主要内容集中在高端基础设施,增加了对钢铁、水泥等工业品需求。基础设施数量增加,边际收益递减,工业品部门减速,也加剧了相关基础设施收益递减。

随着刺激政策的推出,相关的行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。而能带来更好商业回报,或“外溢效应”的中低端基础设施,比如地下基础设施建设、城市老旧基础设施维护和改造、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改造、街道收费停车场等鲜有人问津。同时刺激政策加上高债务杠杆率行业特征再加上预算软约束,导致这类政府投资的资金需求高,对其他部门带来挤出效应,突出表现是融资难、融资贵。而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刺激政策后,整体投资效率急剧下滑。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不当的刺激政策———偏离经济结构转型所要求的调整方向,延迟了资源从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企业向需求旺盛部门的转移,带来了传统工业企业、政府和金融机构债务负担的快速上升,增长动力进一步恶化。

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,需在理念上更新和调整。发展理念层面上,“发展是硬道理”、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、“国家战略”等一系列关联的认知理念能够凝聚的共识下降。“民权”、“民生”、“社会公正”、“和谐社会”、“包容性发展”等理念理应得到更多认同和支持。与上面那些理念相比,这些理念更强调处理好个人与政府之间、个人与个人之间,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。这些都是迎接后工业社会的理念基础。政府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,是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基础。人与人之间的更多尊重和谅解,是优良服务品质的基础。

而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,首先要放松一般服务业管制,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其次是进行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,降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成本,发挥城市的集聚优势。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。四是赋予公众对公共服务的外部监督和强制力。五是减少刺激政策措施,重视本地化、非标准化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。合理分配地方公众代表和相关专家对地方基础设施的决策权力。六是在有效控制微观主体预算软约束前提下,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,理顺基础设施融资机制。

游戏机厂家
嘉善新房
宁波自来水管查漏

相关推荐